香港回歸

曼德拉
　　6月23日，南非官方在曼德拉因肺部感染入院治療15天后，宣佈其處於“彌留”狀態，這意味著這位94歲高齡的G2000老人，已走近其坎坷而輝煌一生的終點。
　　在今天的中國，太平洋房屋說曼德拉是“中國人最耳熟能詳的南非人名”恐毫不誇張：比他早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人、聖公會南非大主教圖圖，或和他同年獲獎的、南非最後一任白人總統德克勒克，都遠不及曼德拉的知名度，現任總統祖瑪和曼德拉的繼任者、前總統姆貝基也同樣如此。
　　但曼德拉在中國的獨享大名，卻不過是近20多年的事。曼德拉之認識中國，與莊臣中國之認識曼德拉，都有個漫長的過程。
　　第一階段：落花真有意？固態硬碟流水總無情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早就開始經營非洲，併成為非洲反殖民運動最熱心的支持者之一，中國和泛非運動間的淵源同樣十分深厚，泛非運動的幾位領袖人辦公室出租物，如幾內亞開國總統塞古。杜爾，加納開國總統恩格魯瑪等，和中共老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也有著密切的公誼和私交。
　　對於南非這個特殊的非洲大國，中國的關註是極早的。目前能找到的、中國領導人關於南非的最早一則互動文獻，是1952年1月19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致南非印度人大會會議聯合書記加查里亞和密絲特裡的，全文為“我代表中國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亞洲人民)反對種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與爭取基本權利的正義鬥爭。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完全理解並深切同情南非的非白色人氏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苦難，相信他們一定能夠在持久不渝的鬥爭中求得自由幸福與解放。我預祝大會對反迫害與反暴政的民族解放事業有所貢獻，並獲得成功。周恩來”。此時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過兩年多，而普遍被認為系中國和非洲政治、經濟正式交往開始曲的周恩來-納賽爾會面，和中國從埃及商人昆地處購買棉花，則分別是1955年4月和1953年4月的事。
　　此時曼德拉已開始積極投身反種族隔離運動和泛非主義運動，併在加入非國大的南非共產黨總書記莫塞斯科。塔奈建議下，閱讀了一些“有關共產主義的書”。他唯一的自傳《漫漫自由路》稱，在這一階段，他閱讀過《紅星照耀中國》，並從中“看到了毛澤東的決心，和他非傳統思想方法所取得的勝利”。日前喀麥隆《新思想報》刊出一篇回憶文章，記載1996年7月，曼德拉途經喀麥隆首都雅溫得前往倫敦訪問，中途特意滯留一天在喀麥隆國會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他坦承泛非主義和早期非洲各國武裝反殖獨立運動對他的影響和其實，他表示，自己在策劃武裝鬥爭階段，閱讀了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的書籍，並竭力瞭解埃塞俄比亞抗擊意大利，和喀麥隆、阿爾及利亞武裝鬥爭獲得獨立的歷史，而組織非國大的武裝“我們的矛”，則系受到喀麥隆獨立時期武裝組織“喀麥隆人民聯盟(UPC)”啟發。
　　從這點上看，在謀求武裝鬥爭的階段，曼德拉汲取了毛澤東著作中的某些元素，尤其堅定了其對武裝鬥爭本身，和“非傳統思想方法”的信念。但他所能提及的毛澤東著作，僅限於《紅星照耀中國》等粗淺、有限的版本，並未受到當年在黑非洲到處散佈的“小紅書”等影響，今天國內某些以左派自居的團體、個人，將曼德拉稱為“資深毛粉”，顯系誇大其詞。
　　而在中國方面，儘管和南非反種族歧視團體接觸和交往很早，但在“反殖反霸”的50-60年代，和“三個世界”的70年代，非國大都遠不是個耳熟能詳的名字，當年汗牛充棟的《讀報手冊》、《各國概況》，前者對非國大隻字不提，僅談及“南非廣大黑人的英勇鬥爭”，後者也僅將非國大混在一系列“群眾鬥爭組織”中一筆帶過，兩本書均未提及曼德拉的名字。
　　不僅如此，從目前尋找到的資料看，毛、周、陳毅等非洲人較熟悉的中國老一代領導人，也絕少提及曼德拉，這和當時動輒上《人民日報》和《新聞簡報》的黑非洲各國領導人、鬥爭領袖名字相比，著實“關係太一般”。
　　究其原因，恐與南非和中國在這一時期官方聯繫幾乎為零，而曼德拉又於1962年早早入獄有關。曼德拉在被捕前未到過中國，未見過中共領導人，其“武裝鬥爭”剛開了個頭就遭受重挫，與此同時，反殖獨立運動卻在非洲其它角落如火如荼，許多國家紛紛獨立，不少獨立後的國家政局又動蕩不已，這些無疑都令當時的中國更為關註。此外，曼德拉的“剝削家庭”出身，以及他未明確表現出“背叛出身階級”的“革命覺悟”，恐也未必合當時中國官方的胃口。
　　在這一階段，中非民間交往尚處於極低水平，大多數人對非洲的瞭解非但是粗淺的，而且是灌輸性的，官方信息中幾乎看不見曼德拉的名字，民間又何從得知？
　　第二階段：逐漸熟悉的名字
　　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國際新聞的視野也逐漸拓展，南非非國大的鬥爭逐漸成為《新聞聯播》和各報刊國際版時常出現的話題，“釋放曼德拉”這一“鬥爭主線”自然也順理成章地被屢屢提及。
　　這樣一來，曼德拉也就逐漸成了中國傳媒上常常掛念的外國名人，成了中國老百姓最熟悉的幾個外國人姓名之一。
　　當時有此待遇的，還有西哈努克親王、阿拉法特、齊奧塞斯庫、鐵托、尼雷爾、卡翁達等幾位。和這幾位相比，中國人對曼德拉的印象，恐怕是最模糊的。
　　首先，前面幾位“老朋友”都是60-70年代、甚至更早就在中國“聲名遠揚”(儘管個別人如鐵托，最初是當作“反面典型”來報道的，而曼德拉作為“南非人民反抗鬥爭的代表人物”被指名道姓，不過是80年代開始的事；其次，上述“老朋友”常來常往，有些甚至一直住在中國，就算來得不多，也能經常在紀錄片、電視新聞中亮個像，而曼德拉卻一直獃在牢里，中國人只聞其名，不睹其人。
　　這一階段頻頻在中國“上鏡”的“曼德拉”，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溫妮。曼德拉，在新聞聯播里她時而走在示威隊伍前列，時而在死難黑人葬禮上大聲疾呼。她和1984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圖圖主教，成為當年“最上鏡”的兩位南非人——第三位是作為“反派”亮相的南非白人政權總統博塔。
　　當然，這一時期也開始出現系統介紹曼德拉本人世紀的文章。1983年，《環球》雜誌一篇介紹曼德拉如何從黑人精英幻夢中驚醒，投身反種族隔離的長文，恐怕是國內最早的相關文章(儘管許多地方以訛傳訛，和事實有出入)，此後這類文章逐漸增多，《參考消息》上關於曼德拉的外電文章也多起來。
　　然而這一階段，國內傳媒所塑造的曼德拉，是勇於和種族隔離政權鬥爭的戰士形象，強調其“不屈不撓”、“勇敢堅定”是主流，並輔以當時幾乎每周都可看見的索維托等地黑人鬥爭、遇害和葬禮場面，給人的感覺，是曼德拉仍然奉行暴力鬥爭、推翻種族隔離政權的入獄前路線。事實上此時的曼德拉在獄中經過反思，已和同在獄中的戰友們重新制訂了以和平、自由為主要訴求，追求各種族在“新南非”同一片天空下共存的“彩虹國”理念，並逐漸為世人所瞭解。不過由於這種有選擇的報道，國人對此知之甚少，其心目中的曼德拉形象，如今看來更接近入獄前的曼德拉，或當時的溫妮。曼德拉。
　　第三階段：光輝歲月的彷徨
　　1985年以後，南非白人當局對曼德拉的管制逐步放鬆，國人逐漸瞭解了更多曼德拉的最新思想和鬥爭目標。
　　不過此時正是中國國內思想開始活躍、多元化思潮興盛之際，人們有了更多看世界、瞭解世界的機會，而不再將目光局限在幾個熟悉的“老朋友”身上，本就是“老朋友”中最不知名人物的曼德拉，其“回頭率”也因此並無大的起色。
　　此時娛樂文化的興盛，幫了曼德拉的大忙。
　　1987年，荷蘭球星古力特獲得世界足球先生，這位同時也是搖滾明星的球星是曼德拉的擁護者，在金球上刻上曼德拉的名字，還創作了歌頌曼德拉的歌曲，這一消息被當時開始活躍的國內體育媒體刊登，吸引了更多普通中國人的關註；1990年，香港樂隊Beyond發行了至今膾炙人口、獻給曼德拉的歌曲《光輝歲月》，這首歌轟動整個華人樂壇，成為當時中國國內年輕人、尤其學生和年輕知識分子傳唱廣泛的一首歌，原本蒼白的曼德拉形象，也便在《光輝歲月》的歌聲中，逐漸變得血肉豐滿。“老革命”的“舊版”形象，也就此讓位於“和平、非暴力、種族大和諧”的嶄新“彩虹”形象。
　　可以說，正是這種從“老革命”、“老朋友”，到大眾偶像的悄然轉型，徹底顛覆了曼德拉在國人中的傳統“定式”，也讓他在很短時間內，從“老朋友”中的邊緣分子，一躍而成中國人中最知名的南非人。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獲釋，3年後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94年5月9日，他當選“新南非”第一任總統，成為該國曆史上首位有色人種總統，這完美的一筆，完成了曼德拉新形象的塑造。而他在橄欖球世界杯上擁抱白人隊長，在爭取南非世界杯主辦權上的努力與成功，他對和平、非暴力的追求與嚮往，對霸權主義的譴責，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則讓這種形象更加有“質感”。
　　儘管人們後來知道，曼德拉在治國方面缺乏亮眼業績，“彩虹國”里黑人贏得了政治地位，但在經濟上卻出現了滑坡，族群割裂、族際暴力依舊多發，南非成了治安“黑洞”，非國大也在他隱退後，出現了危險的內訌和分裂。不僅如此，他的家庭也出現許多問題，妻子溫妮因刑事罪被判刑入獄，他離婚、再娶，兒女們的命運也一言難盡。
　　但此時的國人已逐漸學會了換位思考、多元思考，他們知道，偉人也是人，是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作為承前啟後的開拓性、過渡性人物，曼德拉已做到很好，不應把太多轉型後的責任和問題，強加到這個當選時就已過古稀之年的老人身上。對於曼德拉的家庭生活，人們也更多給予寬容和理解，並更加喜歡這個因遠離權力和喧囂，而變得更率性、更可愛的老人。
　　2010年7月，當世界杯閉幕式在南非舉行，久違的曼德拉出現在體育場看臺上之際，在場和全球電視機前的無數觀眾，都感動得熱淚盈眶。此時此刻，曼德拉的公眾形象，已悄然升華到新的高度。
　　然而在這一階段，官方的“曼德拉聲音”一度陷入彷徨，時而熱烈親切，時而顧左右而言他。
　　這和曼德拉在臺海兩岸間的搖擺有關。
　　或許是由於閉塞了27年之久，曼德拉對當時臺海兩岸的“外交戰”完全不能理解，執著於“雙承認”。1992年10月他訪問了北京，獲得中方1000萬美元援助，次年7月卻又去了臺北，臺北方面給出的援助，是耐人尋味的1100萬美元。
　　已是古稀老人的曼德拉恪守“道德原則”，認為“剛拿了人間的錢就斷交不仗義”，且仍對“雙重建交”抱有一線幻想，這種微妙關係，顯然對中國官方對曼德拉的“定性”構成了很大難題。
　　僵局一直持續到1996年底才打破：由於1997年7月1日香港將回歸，屆時倘中國和南非仍未建交，地位重要的南非駐香港總領館就不得不關閉，曼德拉經過“長考”，宣佈“不晚於1998年1月1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雙方的相互諒解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後，南非駐港總領館並未關閉，當年12月28日，中國外長錢其琛訪問南非，12月30日共同簽署了建交聯合公報和諒解備忘錄。
　　1997年對曼德拉是個意義重大的年份，這一年他開始交權，並宣佈不再謀求連任，南非開始逐漸進入“後曼德拉時代”。或許是即將“無官一身輕”，儘管建交後留下的時間不多，但曼德拉卻在中國官方外交舞臺上“密集演出”，留下了寬廣的人脈：1999年2月，胡錦濤副主席訪問南非並拜會曼德拉；同年5月，曼德拉訪華並會見江澤民主席；2000年4月，江澤民主席訪問南非，並會見了前一年卸任的曼德拉。此後，儘管隱居的曼德拉揚言“不喜歡接電話”，卻仍多次和中國領導人通話、交談。
　　如今，曼德拉波瀾壯闊的一生行將掩捲，他和中國的淵源卻仍引人入勝：在非洲乃至世界範圍內，他是為數不多、得到官方與民間，以及不同派別的中國人普遍認同、贊賞的政治家，並擁有文體明星般的號召力和知名度——而這一切，卻是“起跑落後”的背景下，僅用了20多年時間便悄然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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